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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民江湖的内幕

时间:2013年03月25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字体:

           一、访民在北京的概况

信访条例
《信访条例》已经2005年1月5日国务院第7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二○○五年一月十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持各级人民***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县级以上人民***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

  第三条 各级人民***、县级以上人民***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
  各级人民***、县级以上人民***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信访,是中国人合法的权利,也作为最后一条希望的通道,吸引着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来。因为国家信访局刚好在北京南站附近,因而交通便利的北京南站便成为了访民的聚集地,多年来就成了一个传统。平常日子里北京南站人头汹涌,群情激愤,冤声四起。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还有少数是无理上访的人、各种骗子、记者、海外媒体的信息员、做慈善公益的好人、警察、保安、地方***派来截访的人等等,鱼龙混杂。
居住特点:
    在北京的外地访民居住分布呈一圆二线。一圆是指以北京南站为中心,四周分散居住。二线是指485和458这2条公交线路。485起点是北京南站,向南走经过大兴区的寿宝庄。在寿宝庄住的访民很多,485沿线站点如红房子、南苑、久敬庄等也有不少的访民。另一条线路458起点也是北京南站,向西北方向的房山走,经过的站点吕村、太子峪、七里庄等居住访民较多,其中吕村住的访民最多。在这两条公交线路上,很多访民出行坐公交车不买车票,只说是上访的,售票员也不要求他们买票了,时间一长,就形成了访民坐公交车不买票的传统。北京南站的其他某些线路的车也形成了这个传统。

访民特点:
     访民绝大多数是中年人,约占上访人数的60%,60岁以上的访民约占35%,30岁以下的约占5%。估计是年轻人都不愿上访,受不了上访的苦难生活。或是年轻人都有工作,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不确定的上访途中。
从性别上来看,访民大多数是女性,约占60%,男性占40%。可能是女人更容易受到侵害吧。或是女人没有工作,时间较多吧。
    从文化程度上看,中专以下学历的访民占大多数,约占90%,访民中会用电脑会上网的更是少数。可能是访民多是来自于农村,或是年纪大的人学历较低的原因。
    从上访时间来看,上访10年以上的占20%,上访4年至10年占30%,上访1年至3年的占40%,上访1年以内的占10%。上访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因为通过上访能解决问题的比例非常小,具体的数据只有官方撑握。毕竟法律途径是解决问题的正规渠道。
    访民大约有70%是来自于农村和小城镇。他们上访的原因很多各种各样,但这几年突出的一个原因是拆迁案,这占到了上访原因的30%,尤其以来自东部和中部的为多。
访民的诉求90%都是要求经济上的赔偿,有小部分是要惩罚“凶手”。
访民在北京几乎都没有职业,90%都是每天到信访局等***部门登记表格,然后再到北京南站聚集闲聊。只有10%的访民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填表上访。
综合以上情况,你就会发现,经常聚集在北京南站的访民以中老年妇女居多,中年男性偏少,年轻男访民几乎没有。的的确确是弱势群体。
    但也有个情况是例外,就是上海的访民。上海访民很多时候都是组团来京上访,他们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在北京的生活状态也比较好。他们上访几乎都是为了拆迁的事情。
在访民中,有一些是为小事情来京上访的,也有一些是无理上访的。不过很难看得出来,每个人写的上访材料都振振有词,都说自己是冤枉的。

官员上访
    上访人群中不都是平民,还有官员身份的的访民。例如:前几年有信访局长也来上访,真是一种幽默。
今年2010年,媒体也报道了一起法官上访的事:湖北省孝感市中级法院助理审判员冯缤,因为妻子的劳动争议案件而穿着法官制服上访的事件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不过,他的上访及相关行为并没有给自己带来预期的结果,相反失去了更多——在被开除党籍8个月后的2010年7月26日,孝感市中级法院又宣布免去他的助理审判员职务。
“说来可笑,我以前也做过信访工作,现在自己也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上访人员。”冯缤说,“文件上说上访是一项国家的制度和公民权利,但是其程序和效果实在不敢恭维。”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上访潮”一直居高不下,尽管各级***反复宣讲“信访不如信法”的道理,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却对“信访”形成了路径依赖,因为现实中“信法”很多时候并不比“信访”更管用。显然,包括“对法律怀有坚定信仰的法官冯缤”最终也不能例外。对于饱受质疑和谴责的“法官穿着制服上访”,冯缤解释说:“一直有人指责我穿制服去上访,这却是看问题角度的不同所致。我想告诉大家我的初衷,许多官员总以‘胡搅蛮缠,精神病,不懂法’等来评价上访人员,为他们不愿意解决实际问题找借口,而我是法官,也是公务人员,总不会胡搅蛮缠吧,不能说我不懂法吧。”冯法官的话道出了信访的内幕,即官员都不想为访民解决问题。
还有警察也来上访的,更让人吃惊。警察原来就是截访的,怎么反而成了访民了?今年50岁的陈卓,原郯城公安局黄山派出所所长,三级警督。梁民振是原郯城公安局西关派出所所长,五六年前已办了内退。由于认为郯城县前任公安局长孙钦刚在单位集资建房中存在经济问题,两人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2010年9月14日第一次进京上访时,和他们同行的还有同事曹亚林,郯城县公安局原重坊派出所所长。当天上午,他们来到上访的第一站,东城区米市大街东堂子胡同49-1号,公安部信访室。三人身穿警服,佩戴警衔,引来旁边的访民侧目而视。结果最后即被截访,无果而返。
    对于为什么不去法院起诉而选择上访的提问,陈卓说:“我想,上法院也是不会给立案,那地方官官相护。我干了这么多年公安我知道。”
    连警察去法院都不能立案,不能用法律来维权,连法官都不相信法律而上访。那普通老百姓就更惨了,大概只能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来形容。
骗子
   在来来往往的访民中,还混有一些骗子。有媒体报道:一份盖着红戳,署名为“《中国司法维权内参》编辑部”的“内参”,近日出现在北京南站附近的来京上访人群中。访民们称,只要交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编辑部”就会派记者对访民的诉求展开调查,然后向地方甚至国家分管部委发“内参”,被反映问题的单位也会因此“哀求着要给你解决问题”。(8月2日新京报)如果“内参”真能解决访民们的诉求,那就堪称“内参青天”了。“了望”的记者了解到,访民们拿到“内参”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被反映问题的单位也称从未有“编辑部”的记者到他们那里采访过。对于有访民称拿到“内参”,问题就可被最高院受理的说法,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断然否认,直言其为“骗局”。这样的骗局对艰难的访民来说,真是落井下石。而正是访民走投无路乱求人的心理,才让骗子得手。现在,打着“内参”不好骗了,还有少数人以记者等其他的名义行骗。
慈善公益
    最早说是韩国人经常送衣物和食品给住在北京南站桥洞或露天的访民,后来也有佛教和基督教的人常来送。2009年11月到现在,出现了阳光公益、春雨爱心2个公益团体,经常给访民送食品和衣物。阳光公益最先在2009年11 月底出现,后来阳光公益内部分裂,分出了一个叫春雨爱心的公益团体。现在到了2010年11月,春雨爱心又与其他爱心人士合作,成立一个叫公民救助的公益团体,继续帮助困难的访民。
警察、便衣
    在熙熙襄襄的访民,也混有一些便衣警察,他们的任务是随时监控访民群体。当人群出现骚动混乱,有喊口号、游行等出现,影响较大时,可以及时报告,调来警察,控制局面。当到了象“五一劳动节”或“国庆节”这样的日子,警察就会大批出动,把在北京南站或其他地方聚集的访民全都抓起来,关在“马家楼救助站”,防止访民聚会游行,过了节日了才放出来。如2010年国庆时就关了大约3000个访民在“马家楼”。
截访的手段
    虽然法律规定上访是中国人的合法权利,但各地***的官员为了保住他们的官位,就千方百计地阻挠访民上访。上访与官位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虽然法律规定上访是中国人的合法权利,但中央***却害怕到北京上访的人太多,就制定了一条很重要的考核制度,就是考核当地***的上访情况。如果上访人数多,那么就是当地领导失职,就要丢官。如果上访人数少,当地领导就受到奖赏和升官。所以为了保住官位,为了升官发财,地方***就疯狂地打击报复访民,派出各种人马到北京拦截上访人,这就是截访。截访有几个常用的手段:
1、派出所拘留。几乎每个访民都被拘留过。
2、劳教。有30%的访民被劳教过。
    案件:河北王秀之劳教案: 第一次被劳教:被劳动教养人王秀芝,女,1999年4月29日因上访被廊坊市人民***劳动教养3年。第二次被劳教:从2002年5月份以来,先后16次以上访为名到公安部信访局,决定对王秀芝劳教1年,自2002年10月至2003年10月27日止。第三次被劳教:被劳教1年6个月,从2008年6月20日起至2009年12月19日。3次劳教时间是5年6个月。
    而王秀之在行政起诉状中说:在1988年自身及家人受到犯罪分子的严重人身伤害,但由于公安机关违法渎职,得不到公正处理,所以一直上访,20多年了也无结果,多次遭到地方公安机关的打击报复和迫害。
从上面2个例子来看,访民仅仅是站在了北京大学门口或天安门附近,或是仅仅来北京上访,就被公安机关认为违法而处以劳教。到底是谁在违法呢,访民或公安机关?而处予访民劳教的都是当地公安机关,并不是北京的公安机关。可以看出,这是当地***对本地访民的打击报复,想阻止访民上访,从而能显示***的良好政绩,得到升官发财。但访民的诉求得不到解决,公安机关的打击是治不了根的,反而是旧恨未解又添新仇,增加更多上访的理由。如果真想访民不上访,最好的办法是解决他们的问题。而随意对访民劳教,是滥用权力,是对人权的侵犯,是知法犯法。
3、办学习班。
   2009年《中国青年报》报道,江苏响水县残疾退伍军人王信书因为上访,被当地***关进“学习班”,逃出后为免再次被关而在外流浪数月不敢回家。
据某电台报导江苏沛县五十八岁女访民冯守玲因将自己被关法制学习班时遭殴打、羞辱甚至性虐待的遭遇发上互联网以及告知媒体,被警方以涉嫌诽谤他人非法传唤长达两天,并以里通外国等指控进行恐吓。
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64岁的贺立荣回忆说:小浦小学废弃的校舍是县上访学习班所在地,他与另外两名学员是当年上访学习班的首批学员。“十几天不刷牙,不洗脸,也没有衣服换,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贺立荣说,“我是被骗进去的。” 他自己认为是因为向有关部门反映县砖瓦厂改制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因所反映的问题重大而被关进上访学习班”。
江苏连云港、响水等地把上访者抓进学习班,不让睡觉,前5天不让吃饭, 前三天不让喝水的一些“非人”遭遇也被媒体报道。
从这些事例来看,各地方的***都已经开办了学习班,把这当成了阻拦上访的一个手段,只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官位。这样的“学习班”已经接近于拘留措施,限制甚至剥夺了信访者的人权。按照中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如果不是公安机关或有法院或检察院的批准来执行逮捕、拘留之外,任何人都不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可见,地方***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不惜违法犯罪疯狂地对付访民。

4、办黑监狱。
   《瞭望东方周刊》揭载,秋菊山庄本来只是陕、甘交界地陕西陇县天成镇上一处提供食宿观光的景点,名头正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张艺谋拍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当时《秋》剧一班人马取这块穷乡僻壤作实景,驻地工作了近两年时间,以后当地镇***就借势投资开发了这家山庄,几年下来竟赚足了名气。然后,现在却成了当地***的黑监狱,用来关押访民。访民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饮食低劣致人身体染疾,每天关在房间,偶尔才被允许在院子里晒太阳,不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并进行录像就不能放出。
    这种关押行为,未经任何法定的裁判程序,直接实施。没有审判书,没有拘留证,被关押者以何种身份被关押,没有名目。这种完全非法的关押行为,由司法机关执行,公安、法院、检察、司法、信访五个部门在“秋菊山庄”对被关押人员进行联合管理。这是执法权力的大联合,也是非法行动的大联合。这样的作为,是将公检法机构直接变成法律的践踏者,是有全套司法机构而毫无法治之迹象,用这些顶着执法徽章的公检法机构去“名正言顺”地坏法乱法。
这就是一些地方的“源头治理”,源头治理并不是指不得侵害民众利益,而是杜绝受侵害者的求告。各个地方***设立了多少黑监狱,侵害了多少人,至今不得而知道。但为了堵截上访,各个地方***确实都设立了黑监狱。
这只是黑监狱的地方版,在访民集中的北京,各个地方***又建立了很多的黑监狱。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曾发文狠批“黑监狱”,引述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这几年发展最快最大的黑监狱,是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
    数年内,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元鼎)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 但媒体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南都记者龙志 实习生杨艺蓓报道:2008年5月,安元鼎公司成立了一个新部门:护送部。新部门的职责很明确:负责为各地***消除头疼事,帮他们关押、押送上访人员。
护送部的特保们身穿青蓝色制服,头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挂有黑底白字“特勤”标志,臂章为“BEIJIN GSECU R ITY”(北京安保)英文环绕着的公司徽标:“安元鼎”。这身装束往往让访民们以为是特警。 
成立之初,护送部的任务是应驻京办要求,从接济服务中心将访民接来稳住,骗访民说去个有吃有住的地方。这些地方刚开始是旅馆,后来变成了仓库,发展到最后便成了“黑监狱”。在他们看来,稳住和护送是一体的。按照客户的需要,接到安置点(“黑监狱”)两天之后,如果雇主发出押送回原籍的指令,护送队马上到旅馆来接人,装车送人。 
所有这些项目都是收费的,费用包括:稳控费每人200元、强制费每人200元,这些费用都可以随便调整到300甚至400元;此外则是护送费:坐火车的,特保一天500元;开车押送按每公里12元算,随行的特保是另外加钱,一个特保工钱为300元,司机也是同样的价钱。 
    对于强制费的解释是:将访民接到安元鼎指挥中心的时候,访民身上的包和物,以及所有东西都要安检一遍。烟、刀具、手机、身份证都要收。并且要跟访民说,麻烦你配合工作,身份证和手机要交给我们保管。碰到不合作的,就采取强制措施,这一项是收费的。因此在行动之前,安元鼎一般先给客户打个电话,对方说要强制的话,特保们便动手了。
    碰到难缠的上访人员,四个特保抓着胳膊拉着腿往车上一摁,摁到车上就跟他说:别害怕,我们是国家信访局的,是给你解决问题的,不要怕……“我们经常去永定门汽车站一带,许多进京上访的老头老太太在那坐着,当地驻京办给我们打电话,去了之后,抓着便往上车丢。”一名安元鼎特保说。 
安元鼎护送部刚开始只有10多个特保,三四辆车,一辆大客车已经很旧了。之后又买了两辆面包车,坐11个人左右。后来人多了,车不够了,就开始租车,招人。 
   2009年初,安元鼎公司应贵州省的要求,押送了两辆大客车的访民,这趟行程收入为30万。
彼时,安元鼎有小车17-18辆,总共30多个司机,两会一过,马上增加了10辆7座的依维柯。到现在,51座的大巴有3辆,24座的3辆,27座的有4辆,7座的有6辆,别克,奔驰……
安元鼎护送部的队伍逐渐健全完善,护送部编制建设也有着军队色彩:下设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三个中队长,一个中队是两三个班,一个班有七八个人。 
。”
    安元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赚钱模式。北京市工商局年检资料显示,2007年安元鼎全年营业收入为861.93万元,2008年,全年营业收入跃升为2100.42万元。安元鼎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荣耀,都来自这一年之后。目前,拥有保安3000余名。安元鼎最初的雇主们是代表各地***的驻京办,但光这样还不行,他需要主动出击,才能将业务网络辐射到各省地区,甚至偏远乡镇。现在的良好业绩难以想象,即便在福建最偏远的乡村也有安元鼎的业务往来。一名负责押送访民的特保说:“我们跑过三亚、云南。”
    2010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下通知,让安元鼎将“特保”名称改成了“特勤”。一是,两年之中安元鼎特保已经臭名昭著,所到之处,怕人知道,招来报复;其二是据称保安总公司感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
在安元鼎业务员的文件包里,有两份文件是谈生意时必须携带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特保人员说:“合同有三份,白的,红的,绿的。白的是和驻京办签的,签了这个最起码路上有什么事的话,这是证据。价格是自己定。驻京办是要拿回扣的。比如你找驻京办要3000元,驻京办要找地方***要3600元。” 规定付款方式为预付制,长途护送发车前预付总服务费的80%,剩余20%返京后一次性结清。尽管安元鼎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上,标明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行事,但它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第564号令———201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保安服务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保安员不得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以及扣押、没收他人证件、财物;不得阻碍依法执行公务;不得有参与追索债务、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纠纷等行为。
跟安元鼎一样,京都强业保安服务公司也隶属于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但势力明显弱于前者,自从被举报后,保安基地便散了,业务停了。同样的事,安元鼎也遭遇过,去年10月份,安元鼎曾租赁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村村南的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中的院落关押访民,最多时,这里曾关押200-300多人。也因为被人举报,媒体闻讯赶来,便搬走了。
    对安元鼎公司的控诉,网上不计其数,63岁的湖南澧县人毛元泽先后向小红门派出所以及朝阳区公安分局举报被安元鼎“黑监狱”关押一事,但至今没任何答复。
2009年11月25日的《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各地***驻京工作组采取三种方式安置分流上访人员: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宾馆设置临时劝返分流点,由驻京工作组照顾和看护;二是雇用专业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租赁场所和负责看护;三是直接雇用社会闲散人员,由他们提供地点和看护。这些临时劝返分流场所,被上访人员称为“黑监狱”,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被扣押手机、身份证,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和殴打。
“撤掉了驻京办,撤不掉驻京办的需求。……可能不叫驻京办了,叫做保安公司,用来维稳。
在北京,围绕上访人员的吃、住、行、“抓人”、“看守”、遣送等,明里暗里已形成规模庞大、畸形的“灰色产业链”。越来越多的安元鼎们进入这条产业链中,瓜分利润。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看来,这类私人公司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公权性,让人震惊。张同时也是一位宪法学者、***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显然是起很严重的违法事件。这个现象首先是公权私化,把公权外包给私人,公权力本身要遵循的原则被侵犯,还有就是,这些公司聘用了很多社会的闲散人员,从这个意义可以把它定义为“黑社会”,现在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变成了合法的公权力组织,这就是私权利的正当化或者合法化。” 
张千帆认为:“这个口子一开,各地都纷纷效仿的话,后果很难想象。最主要的后果就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践踏,它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同时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一定会出现越维越不稳的现象;还有就是黑白的勾结,现在已经分不清了,以后就越来越分不清,私人就变成了公权力的一部分,公权力可以把权力委托给私人行使,会造成中国公权力机构的黑社会化,黑社会变成合法正当化。” 
     在张千帆教授看来,“安元鼎们”的出现,是各地***维稳的衍生品。“***肯定是自己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维稳,于是通过雇用一批私人,这批人其实也是公民,利用他们去对付另一群公民。” 
“这种方式维稳,是非常危险的,把法制踢在一边不管,结果将是越维越不稳。首先是你没有解决问题,这些人被押回去了,就罢休了么?问题没有解决会继续上访。造成上访的很多制度性、根源性的问题没解决,所以要继续上访,这样就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上访军。越来越多的人跑到省会、北京来上访,又把他们押回去,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力量不够用,动用私人,不顾法律,这个过程中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和侵害私人的事件。所以它是越维越不稳的直接体现,也对它有着推波助澜的效果。” 
    张千帆教授说,“任何机构,包括驻京办在内,都无权授权私人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当年‘孙志刚事件’过了之后,收容遣送条例被废除,重要的理由就是它违反《立法法》,因为收容遣送根本没有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立法依据,就是国务院的条例,所以废除了。如今这个东西,连国务院的条例都没有,更不用说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授权。” 
“根据《立法法》,所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中国必须通过公权力机构,不能通过私人机构。比如现在争论很多的,拆迁动用地方涉黑组织,造成很大问题。黑和白的根本区别就是通过私人去执行公权力没有程序上的法律保障。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剥夺公民财产权必须要通过法律和公权力,因为法律给公权力机构设立了一系列的程序上的保障。所有这些东西一旦委托给私人机构,就不存在了,这就会造成大量侵犯基本权利的事件。”
5、关精神病院
      漯河农民徐林东因帮助残疾人状告镇***而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六年半里被捆绑48次、电击54次。中国青年报道:徐林东,已被关在精神病医院6年半。因为怕徐林东出院后继续告状,当初把他关进精神病医院的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县大刘乡***(记者注:2004年,郾城县撤销,大刘乡改为大刘镇,划归漯河市源汇区管辖),6年多来坚持每个月向医院缴纳1000多元费用,让徐林东与世隔绝,失去人身自由。据徐林东的家人叙述,1997年,好打抱不平的徐林东,因看不惯一家都是残疾人的邻居张桂枝在宅基地纠纷一事上吃了乡***的亏,开始帮她写材料、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03年10月,不堪徐林东“找麻烦”的大刘乡***,把正在北京上访的徐林东抓回来,将其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关起来。2009年12月7日,大刘镇***又将其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4月21日,记者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看到了徐林东2009年的住院病历和收费票据,所有证据都证明徐林东是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刘乡***送进精神病院的。4月22日,三弟徐桂林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提出让徐林东出院的请求。该院副院长丁红运当场拒绝:“那肯定不行,这得通过乡***,你家属没这个权利。”
    42岁的邱小卫思维清晰、逻辑缜密、语言表达能力强。很难想象,她是一个刚从精神病医院逃离的“患者”。10月18日,电话那头的她对《新周报·周末版》记者说:“我以前根本没有精神病,如果说现在有,那也是住院造成的。” 2009年7月21日。这一天的早上7点多,湖北省气象局下属武汉市防雷中心职工邱小卫,接到单位同事的电话:“国家信访局的领导找你谈话,你今天早上一定要赶到办公室去”。噩梦就此开始。在位于汉口胜利街的办公室里,“国家信访局领导”对她进行了一番询问,随后将她带上一辆车。她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等到下车后,她发现自己来到了武汉市优抚医院——一家精神病医院。随即,她想逃走,但所有的挣扎都显得徒劳,5名身强力壮的男护士走过来,把她架进了医院。她意识到,自己要被强制进行精神病治疗了。“我根本没有精神病,以前单位组织的每一次体检,都显示很正常。”邱小卫说。在被送进精神病院之前,邱小卫因为工资福利待遇不公的问题,多次向当时是武汉市气象局副局长的汪金福反映,并要求解决。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还演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发生了让邱后来不断上访的两次打人事件:2003年8月上旬,邱小卫到办公室因工作的事恳求汪金福,受到汪金福下属的拉扯和掌掴,汪虽没动手,但在旁边不予阻止;2004年2月4日,为被扣发2003年下半年奖金和工作问题,邱小卫登门找汪金福。而之前打电话不接、约谈不赴,其办公室也进不去。这次,打邱小卫的有汪金福本人及其家人。“打人时有很多人围观,除了有身体上的伤害,还有精神上的屈辱。”邱小卫说。此后,她多次到武汉市、湖北省和北京上访。
2008年,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其主治医生后来接受采访时说,镇***带来鉴定书,只能按精神病治。
还有许多访民被关在精神病院遭受打击报复,罄竹难书。
对截访的结论 
    据北京邮电大学教师徐平的调查,2003年之后,开始有了截访这一说,规模化地,大量地出现截访者。有了截访的规模化的出现,实际上黑监狱已经开始萌发了。因为截访不一定马上就能接回去,接到人之后不能立即带走,他可能就临时把上访者放在驻京办,或者临时租一个房间。这个时候,其实所谓的“黑监狱”就出现了。 到2006、2007年,上访更多了,截访也变得规模化,某种意义上它有些程式化的东西,有一整套(流程):比如说怎么撤销上访登记的单子,怎么样接人…… 
    老上访户经常被关押在疏散遣送站或精神病医院。截访人员可以靠这个挣钱,从而形成大大的产业、市场。押送上访人员回地方,来回途中的住宿、吃饭等费用截访人员可以开虚假的发票报销,从而赚取私利。雇用黑社会保安押送,还可以拿回扣。例如:2009年初,安元鼎公司应贵州省的要求,押送了两辆大客车的访民,这趟行程收入为30万。
6月份,新华社报道,内蒙古政法委书记任邢云称今年以来内蒙古用于化解社会矛盾的资金已超过3亿元。 两会消息:今年“维稳”费用5140亿人民币,增幅超过国防开支预算。为加强社会稳定,今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到5140亿元人民币。
    虽然上访者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上访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公民的权利,也是群众与***进行沟通的一条重要渠道。《国务院信访条例》就是为了保持各级人民***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而制定的。所以,公民上访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而公民上访,也并不是故意为***添乱,更不是故意与***作对,而是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寻求***的保护。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却错误地理解上访,认为上访就是给自己添乱,就是影响自己的形象,因此,面对上访者就如临大敌,对上访者进行围追堵截,有的将上访者抓进派出所、看守所,有的将上访者强行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等等。应该说,这些做法,都不是息访的办法,而只能加剧矛盾,导致问题更加尖锐,矛盾更加激化,甚至还会造成***与百姓的对立,酿成群体性事件,既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也损害了***的形象。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凡是靠酷吏峻法来管理者,都会适得其反,将群众逼上自己的对立面。因此,为政者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诚然,依靠权力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不可不分青红皂白,滥施权力的大棒,动辄对百姓施以拳脚,这不是管理而是权力暴力。要想解决上访问题,必须正确对待上访,最好的办法,还是不妨上访者的要求,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2010年作于北京
(作者:浪漫诗人 编辑:浪漫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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